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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個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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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永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舊邦新造》

  “九一八”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忙著整合國內派系,對外寄希望于列強及國際聯盟“主持公道”。1932年,國聯派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最終出具了一個報告,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合法,進而設計了一個“國際共管”東北的方案。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日本則強烈反對,最終于1933年退出國聯。中共對“國際共管”東北的方案提出嚴厲批評,認為無非是將日本人的獨占,變成了若干列強的共同支配,并沒有改變壓迫的實質。這體現出革命者徹底的反帝立場。

  后面的故事我們都清楚——憑借這種徹底的反帝立場,中國最終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贏得了獨立自主。我們的近代革命史在敘述中國與列強關系的時候,長期采取被壓迫者的觀察角度。作為近代列強秩序的被壓迫者,中國當然需要保持這樣的視角,來捍衛自己爭取獨立自主的斗爭成果。

  不過,我們的視角也許還可以更加全面:了解近代以來的列強究竟是如何理解他們自己的帝國事業,以及他們所建立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可以使我們對于霸權秩序的批判更為準確和有力,同時對于國際秩序建構的原理,獲得更為深切的理解。



圖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什么是壓迫者的視角呢?出生于印度的英國小說家、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有一首詩《白人的負擔》,非常值得我們讀一讀:肩負起白人的重擔——/派出你們最優秀的后代——/捆綁起你們的子孫,流放/去服侍你手下俘虜的需要;/在沉重的馬具中等待,/那些急躁而野蠻的,/剛被你抓住的陰沉的人,/他們半是惡魔,半是孩童。/肩負起白人的重擔——/耐心而順從他們,/別使用恐怖的威脅,/也不要展現出驕傲;/用公開而簡單的語言,/不惜重復百遍地說清,/為他們的利益而尋覓,/為他們的收獲而工作。/肩負起白人的重擔——/平息野蠻人的戰爭——/填飽苦受饑荒的嘴,/傾資使瘟疫平息;/當你的目標即將實現/為他人的工作將結束/小心懶惰,或愚昧的異教徒/使你所有的希望化為烏有。/

  肩負起白人的重擔——/不能靠庸俗的國王統治/而要靠農奴和清道夫的辛勞——/最普通的事情能創造傳說。/那些港口你永無機會進入,/那些道路你永無機會踏上,/用你的畢生將它們建造,/用你的死亡為它們標記。/肩負起白人的重擔——/獲得那古老的回報;/那些不如你們的人的責怪,/那些你們守護的人的厭惡——/你們用生命保護的人群,/(啊,慢慢地!)朝光明呼喊:——/“干嘛要把我們從束縛中解放,/我們所愛的埃及式的黑暗?”/肩負起白人的重擔——/你們不能向低等屈尊——/別怕大聲呼喚自由,/掩蓋起你的疲憊厭倦;/因為你的每一聲呼喊或低語,/你留下的一切,你做的全部/那些沉默,陰郁的人由此/將衡量你所信的上帝和你。/肩負起白人的重擔——/童真的日子已經過去——/輕輕松松,有人遞上桂冠,/簡簡單單,不是抱怨而是贊美。/來吧,喚起你的男子漢氣概/度過那些得不到感謝的年頭,/忍受寒冷和痛苦中的教訓,/你終將得到同輩的公允判斷!(以上為豆瓣作者“企鵝君”翻譯版本)

  當然有解釋者認為這首詩的目的是為了告誡英國人不要過度擴張。但詩人的視角毫無疑問是一個統治者的視角:白人殖民者對外殖民,并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保護、解放與啟蒙被殖民者,將他們帶向更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被殖民者未必會這么認為,因此,殖民統治是一個累活,對于殖民者本身構成一種“白人的負擔”。起來反抗的被壓迫者肯定不會認同這樣的論述。但是,殖民者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立得住腳跟,靠的并不僅僅是強力,他們做了大量意識形態工作,讓被統治者認同他們是在傳播文明。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國土上現在還有一些區域,不少人還在念日本殖民者、英國殖民者的好,這說明殖民者當年做的思想工作,其實是有很大成效的。我們需要知道這種效果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才能夠找到改變現狀有效切入點。

  這就是這門“公法與思想史”課程的緣起。今年秋天是第一季,我們重點講“帝國之理由”——我仿照“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造了這個詞,指的是歷史行動者為帝國的存續和擴張提供的各種理由,不論是神學理由、法律理由還是政治理由。

  這里的“帝國”采取的是一種寬泛的界定:它是一種大型的政治單位,而且往往是擴張性的,或者有著對擴張歷史的深刻記憶,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認自己所統治的族群的多樣性,用不同的方式來治理不同的人,而不是用一種單一的公民資格,把所有人囊括在內。這個界定跟政府形式沒有必然關系,一個共和國也可以建成帝國。這個寬泛定義的好處是它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各種類型的帝國,只要這些政治單位內部足夠多元。近代歐洲推進的是兩個并行的歷史進程:在歐洲本土,很多國家在推進民族國家建設,用一個單一的公民身份來推進“同質化”的事業;但在海外不斷擴張,獲得新的臣民,從而產生了用不同的法治理不同的人的現象,這無疑是一個帝國建構的進程。這個雙重歷史進程,無論忽略哪一個方面,都會導致片面的理解。

  另外一個概念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有不同的界定方法,一種界定就是打破國際秩序現狀的擴張主義,一個國家無論是通過購買、外交還是武力獲得新的領土,只要是被大家感受到是擴張主義的,它就是帝國主義;第二種界定就是,這是一個帝國中心行使支配權、帝國邊緣臣服的體系;第三種界定是大家熟悉的列寧的界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是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建立統治的一個時期;這個階段也是資本輸出大展身手的時期;是國際托拉斯壟斷組織開始瓜分世界的時期;也是最大的資本勢力瓜分完世界領土的時期。

  當然還有別的界定方法。從這些界定,我們可以看到,帝國與帝國主義未必是一回事。一個帝國可能是守成的,那么它就不符合以“擴張主義”為內核的“帝國主義”界定,而有這種“帝國主義”傾向的,可能恰恰不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帝國,而是一個渴望新空間的城邦或者民族國家;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也沒法在列寧的意義上被視為“帝國主義”。但“中心-邊緣”“支配-臣服”的關系,在古今中外的帝國中都是廣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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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個五百年【續】。。。

  
  我們要講的故事以近代歐洲為中心,但也涉及到東亞朝貢體系的崩潰,時間的跨度是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帝國理由”的討論,主要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海洋究竟是開放的,還是可以由某些國家獨占?歐洲之外的土地,究竟哪些可以被界定為“無主地”?對于已經“有主”的土地,可以以何種方式占取?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是什么?非歐洲族群的文明程度,有何法律意義與實踐意義?等等。我們會講到一系列理論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維托利亞(Vitoria)、格勞秀斯(Grotius)、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漢密爾頓(Hamilton)與麥迪遜(Madison)、福澤諭吉,等等。我的講法是將思想放到歷史的語境中,考慮不同的思想家與他們所關心的帝國實踐之間的關系。先舉幾個例子作示范:

  第一,我將維托利亞(Vitoria)的思想與西班牙帝國緊密關聯在一起。15世紀西班牙的形成,本身就以天主教力量對于伊比利亞半島的重新征服為基礎。對美洲的征服,在很多方面是天主教對伊比利亞半島征服的延續,承載了天主教的普世秩序想象。所以我們看到,在西班牙帝國的理論家之中,教士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維托里亞及其薩拉曼卡學派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們的思想與中世紀思想保持著許多連續性。維多利亞追問:西班牙人是依據什么權利去占領美洲大陸的大片土地的呢?是因為那些土地尚屬無主土地,還是因為教皇把那些土地劃分給了西班牙?抑或,西班牙人有義務讓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必要的話甚至不惜訴諸武力?他對西班牙帝國的態度非常復雜,不是簡單的贊成,也不是簡單的反對。他批判西班牙人不認真傳播基督教信仰,反而作惡多端;但他并沒有建議西班牙人放棄美洲的帝國,甚至為征服提供了新的理由。

  第二,我將格勞秀斯(Grotius)的思想與荷蘭帝國的建構緊密關聯在一起。荷蘭帝國是一個貿易帝國,它的關注點在于控制流通領域,控制關鍵的貿易通道,而為了控制貿易通道,又需要動用戰爭的手段。格勞秀斯很好地回應了荷蘭帝國的實踐需要。他將“海洋自由”的理論論述系統化,從而服務于荷蘭帝國與葡萄牙的海上爭霸;他提出一整套系統的戰爭法觀念,在許多方面突破了中世紀的“正義戰爭”理論,有助于荷蘭人在海上和陸地上開拓新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格勞秀斯是一個非常“與時俱進”的理論家,當荷蘭帝國的實踐發生改變的時候,他會適時調整自己的理論立場。

  第三,我將貞提利(Gentili)、霍布斯(Hobbes)與洛克(Locke)的思想與大英帝國的建構關聯在一起。大英帝國與荷蘭帝國的一個很大的差異就在于,它已經從對于流通領域的關注轉向對于生產領域的關注,英國人致力于通過改進技術、降低成本來獲得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這就使得空余的土地對于英國人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貞提利支持“先發制人”的戰爭,支持以違背自然為由向印第安人發動戰爭,鼓吹“憎恨空地的自然法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學說可以服務于對北美土地的占取,霍布斯同樣認為印第安人浪費了他們的土地,而歐洲人可以正當地壓縮印第安人的居住范圍,奪取他們發現的一切。洛克則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發明了一套最為系統和徹底的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而英國較早時候在愛爾蘭的殖民實踐,可以說是其跨大西洋殖民的預演。  

  洛克發明的這套理論對于最為關注生產領域的英國人最有用。西班牙人熱衷于在新大陸奪取金銀礦, 荷蘭人熱衷于掌握貿易要道,而法國人在北美熱衷于毛皮貿易,從而與印第安人形成了某種合作關系,他們甚至試圖將殖民地作為行省來治理,教印第安人說法語,甚至鼓勵通婚。但無論如何,當其他帝國試圖奪取印第安人的土地時,他們最終會訴諸于類似的理論。

  如果歐洲人遭遇到的不是“無主地”,那么就需要其他的占取理由,比如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土地的割讓。近代以來,歐洲人的條約實踐,與“文明”的觀念緊密關聯在一起。在相互承認為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列強之間,簽訂的是平等條約;在歐洲列強與中國、土耳其、日本這樣的被視為“半文明國家”之間,簽訂的主要是不平等條約,而且列強通常會以相關國家法律“不文明”為由,尋求建立領事裁判權。而為了擺脫“領事裁判權”,許多非西方國家都經歷過在西方監督之下自我改革,以求成功通過“論文答辯”的經歷。但大概只有日本“答辯”成功,但不久之后,日本即因為其模仿其西方老師的所作所為,受到“與時俱進”改變游戲規則的西方老師的審判。



圖片來源:必應

  東亞原來有自己傳統的區域秩序,這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其中包含了若干次級朝貢網絡。但西方列強的侵入對朝貢體系構成了巨大的沖擊。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歐洲的國際法與文明等級論在日本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力,日本甚至主動地運用這些資源,來拆解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我們將討論福澤諭吉對于文明等級論的闡述與運用。而實踐的例子,我們將集中討論琉球的近代命運。琉球歷史上長期與中國、日本保持雙重朝貢關系,但日本以歐洲國際法為理由,否定雙重朝貢關系,強迫琉球放棄向中國的朝貢,最終全面吞并琉球——但實際上,歐洲的國際法實踐從來不是日本所說的那么簡單,特別是在19世紀的歐洲巴爾干半島,雙重效忠其實并不罕見。我們需要更為整全的西學圖景,才能夠揭示本地區生產的許多“西洋”形象的片面性。

  19世紀,歐洲諸帝國對于世界的支配達到頂峰,但是在歐洲之外,美國與日本崛起,對歐洲中心的國際體系造成沖擊。一戰之中,歐洲列強相互廝殺,最終相互削弱,極大地削弱了歐洲的支配地位。然而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并沒有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國際秩序,于是,我們就可以回到開頭所說的國聯的種種失敗。為什么西方列強重建秩序的努力失敗了?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究竟包含哪些要素?

  從15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差不多是五百年的時間。今天,有許多西方學者在感嘆他們遭遇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對于既有的單極霸權已經構成極大的沖擊。但是單極霸權并沒有消亡。因此,我們對“帝國理由”的思考,可以延伸到當代——比如說,當特朗普認為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應當享有種種其他國家享受不到的特權的時候,他所主張的理由是什么?當我們設想新的、更為多極化的國際秩序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和歷史上的殖民帝國的繼承者反復磨合。就此而言,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是我們“想象下一個五百年”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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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起來”了,西方也不會讓我們“入伙”。。。

  
   張春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中心副主任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公眾對中美關系的惡化感到非常擔心、也非常焦慮,甚至部分人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前途比較悲觀的情緒。然而,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五十年代的中美關系非常差,甚至可以說遠遠糟糕過今天,但那時的中國人對此卻沒有太多的人擔心。

  換句話說,我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如此依賴美國?這背后的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對我們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要明確這些問題,我們就需要梳理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整個地位中的演變。而發展中國家外交在中國外交戰略地位的轉折點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在此之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中國外交的主線。

  第一階段,是中國“站起來”時期。大致是從新中國成立至 20 世紀 70年代后期,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改革開放政策啟動前。這一時期又以中蘇分裂作為分界點。在中蘇關系惡化之前,中國外交的核心是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這一時期,中國的外交雖然經歷過一些困難和“麻煩”,但是積極因素卻都是來自于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才是維持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關系穩定發展的中堅力量。



1959年毛主席和亞非拉青年在一起

  從中蘇關系惡化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外交基本上完全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正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使中國得以恢復聯合國地位;毛澤東主席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等等。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在這一時期達到第一個歷史高潮,但總體仍停留在“政治團結”的水平。

  第二階段,是中國“富起來”時期。大致從改革開放到 2009 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或奧巴馬政府啟動“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時期也有一個分界點,就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在此之前,有相當長時間我們對于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相當忽視的,為了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我們的交往對象重點轉向發達國家。不過,也得益于中國和發達國家關系的全面改善,也帶動了中國與其他一些存在歷史問題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系改善。

  政治風波發生之后,盡管與發達國家關系仍被視為“重中之重”,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戰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緩慢回升。尤其是在整個90年代,我們需要通過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應對一系列的危機,包括1989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機、蘇聯解體后的邊界劃分問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非典,等等。進入21世紀后,對發展中國家外交開始變得有一些主動的作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重點是地區性整體外交機制的發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論壇,但不夠系統,發展也不夠平衡。



中非論壇擴大了民營企業之間的交流

  第三階段,是中國“強起來”時期。奧巴馬政府上臺、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中美關系逐漸發生質的變化,從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這與中國逐漸“強起來”是對應的。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阻遏中國崛起的戰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們發現,我們和西方、和美國的交道越來越難打。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不得不重新借重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戰術重要性也重新上升。

  雖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性整體外交正迅速完善,發展中國家的戰術重要性重新上升,但這是一種“消極的重要性”,我們將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與合作當成了對付別人、處理大國關系的一種“手段”,戰略意識仍不夠強,公眾更缺乏此類戰略自覺。隨著中國崛起的戰略環境改變及由此而來的中國崛起戰略調整,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實現崛起的重要性也必須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中國崛起戰略環境的根本變化在于,發達國家陣營看待“中國崛起”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前發達國家認為幫助中國“富起來”便可使中國“社會化”,從而可規制“強起來”的中國,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國的“強起來”;但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的大國,其“富起來”與“強起來”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會化”的。因此,西方試圖在中國尚未完全“強起來”之前,改變戰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國的“強起來”進程。



奧巴馬政府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成為了中美關系的轉折點

  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崛起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自我定位,我們可不可能在崛起的過程中加入發達國家世界,讓他們真心實意地支持我們的發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明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必須長期繼續保持我們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份子,中國的崛起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老路。因此,我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而中國的大國崛起進入的是“無人區”,我們正在面臨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國都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和挑戰,也必然要選擇一條和他們有根本區別的屬于我們自己的道路。

  即從此前的“體系內效仿型崛起”,轉變為“體系內創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國崛起仍需在體系內實現,這決定了中國與發達國家關系仍相當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必須是創新性的,這種創新一是放棄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傳統方式即武裝崛起——經濟實力有了之后靠武力擴張,通過掠奪落后國家的利益促進自己的發展。

  二是扭轉大國崛起的溢出效應,使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歷史上的“受害者”轉變為中國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是我們必須真心實意去做的。如果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中國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么我們和平發展基本上就有保證了。如果能做到這一步,發展中國家就不是一個手段,而是我們真正的“同盟”。

  根據這一戰略調整,中國外交應提高發展中國家新的戰略定位,改進戰略戰術。做實中國的“體系內創新型崛起”,具體可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戰略自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是從發展中國家陣營中崛起的,即使“強起來”也無緣加入發達國家陣營,因此中國未來發展必須繼續植根于發展中國家陣營。雖然對于中國來說,經濟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從戰略心理上我們應該始終將自身視作“發展中國家的先鋒隊”,從戰略上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戰略實惠:我們正在穩步推進的如“一帶一路”倡議、進口博覽會等就是中國將崛起的積極外溢朝發展中國家傾斜,這是最直接的戰略實惠。不僅是經濟上的,間接的戰略實惠,如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特別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產品,以及強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應該有所加強。



東盟文化周上參展方展示特色美食

  三是完善戰略保證機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個潛在困境是,中國達成發達國家水平后,如何讓別人真正相信我們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或者說仍然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塊,如何從戰略上得到發展中國家信任?這是一種必須從機制上做的。

  我們看到,雖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的經濟體量、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和周邊的小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差別太過明顯,所以很多國家會尋求“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應對中國,比如說我們周邊的“東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其實現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動讓發展中國家抱團,這就是一種戰略再保證機制,不是讓他們被逼到抱團,而是我們幫他們抱團“集體議價”,這在中非關系中也是一樣的,你要平衡,我主動讓你和其他國家聯合,我們搞三方合作,歡迎你來平衡。

  這樣的機制今天來講可能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已經有一些想法,正在推進。中國對發展中中國家的戰略再保證機制的核心是戰略捆綁機制,這種捆綁是將中國綁在發展中國家的戰車上,而非相反;當前的地區性整體外交機制有這一潛力,但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其內部勞動分工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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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太看重美國了?

  
   劉志勤 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絲綢之路城市研究院院長

  最近幾年來,中國在國際上感受到越來越多的莫名其妙的壓力或是制肘力,讓中國過得很難受。中國在國際上做了很多的好事,似乎有點“吃力不討好”,許多事情似乎有“賠錢賺吆喝”。不少外國朋友對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似乎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力量在抗衡和拉扯著中國,讓中國過得很難受和不自在。

  一、太看重美國的教訓

  如果仔細思考一下近年來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或許會得出一個全新的結論:這幾年我們是不是太看重美國了?這或許是當前一切矛盾的根子所在。

  我們一直把與美國的關系當成外交關系中的頭等大事,這本身并沒有錯。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特別重視發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合作關系,雙方都從友好的合作中取得各自所需的利益,發展了本國的經濟。中國始終把美國作為自己的老師和合作伙伴,雙方在各個領域的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成果,以至于不少中國人樂觀的把中美關系比喻為“夫妻關系”,天真的認為中美間的矛盾猶如“家庭糾紛”,吵吵鬧鬧也能過一輩子。

  但是,近兩年來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做法開始震醒中國:美國對中國的做法似乎不夠“厚道”,就像打擂臺上的選手一樣:給中國下黑手,絕不是武林規則中的“點到為止”,而是頻頻使黑招,要置中國于死地。這一點在過去一年中,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步步緊逼”和“層層圍剿”的組合戰術中,充分暴露出美國的最終目標,以及為達到此目標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的決心。我們對于出現最壞的可能性,必須要有最充分的準備方案。

  二、擺正與美國的關系很重要

  而最重要的防備方案莫過于讓美國意識到:中國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看重美國了。中國過去太看重美國了,反而成為了一個包袱,凡事凡物都要先看美國的態度和臉色,這個走到極端就大大限制了我們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限制了我們的思維自由。

  如果我們逆向思維方式來看看中美關系,或許讓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是最明智的選擇:美國既不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是中國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其它國家一樣,美國只是中國眾多國家朋友中的普通一員,享有與其它國家一樣的“村民待遇”。也許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就自信而成熟,能夠輕松而舒適的抓經濟,搞發展。

  與美國保持一個安全距離,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

  現在依然有不少中國人天真地認為美國無法限制和遏制中國的發展,還有人認為三十年的全球化已經使美國離不開中國,甚至有人期望中國在核心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美國決不會“恩將仇報”,對中國“趕盡殺絕”。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以上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最終會導致中國的全線失守。

  交朋友一定要交那些心胸豁達光明磊落之人,切不可和那些心胸狹隘且心理陰暗之輩當朋友。其實國與國之間的的交流何嘗不是如此啊!

  三、獨立自主與自信的核心

  我們要繼續保持與美國的關系,是最基礎,最基本的關系。讓兩軍脫離戰斗,是減少傷亡的最有效措施。美國有人也在誤判中國。他們一定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美國,所以對美國的要求,不管多么無理,中國也會“忍氣吞聲”的退讓。中國要讓美國知道,中國離開誰都能活下去,而且會活的不差。我們倒要看看,美國離開中國會是什么樣子,肯定不會太舒服了。到那時,雙方再開始認真交流談判,或許會更有效果的。

  中國不想打貿易戰,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使美國非打不可,那也只好應戰和迎戰,來不得半點膽怯,或許打疼了對方,就會回到“板門店”的談判桌上來了。

  中美之間的貿易經濟和結構方面的沖突越來越像是上個世紀的“朝鮮戰爭”的延續,目的相同,但是表現形式不同:那是一場軍事戰,這是一場經濟戰。目的就是壓制住中國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時間,最好把中國打回半個世紀之前的狀態……

  與美國的關系處理切記犯下“一廂情愿”或“單相思”的錯誤。對美國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特別是美國會千方百計地重新建立沒有中國的“全球供應鏈”;美國會在經濟,軍事,貿易和科技領域對中國展開全面的“圍、追、堵、截”,對局勢的嚴重程度我們不可掉以輕心,或麻木不仁,必須枕戈待旦,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防范一切最不可能發生的可能事件的發生,中國就會立于不敗之地。

  獨立自主和自信,是建立中美關系的基石,失去任何一點,難免成為對方擺布的棋子。所以,遵循一個原則很重要,那就是:你建設你的美國,我發展我的中國。你能“優先”的讓你優先,我能超越的你也攔不住。

  正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就是當今中美關系的真實寫照,美國攔不住中國的發展之勢。

  總之,現在到了我們重新審視與美國關系的時候了:別太看重與美國的關系,或許是一個重要選項? 因為美國現在之所以如此緊逼中國,無非就是美國認為中國太看重和依賴美國了,美國才如此有持無恐,竟然如此大膽地攻擊和詆毀中國的發展政策措施,必須給予堅決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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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該幫助西方樹立正確的“世界觀”。。。

  
   郎言志 海外留學生媒體

  第55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德國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市落下帷幕。就像古老而充滿閑逸之情的巴伐利亞風光一樣,世人對會議充滿了美好的期許。

  然而,百年的滄桑輪轉,依舊沒有洗去這片納粹主義誕生地的混沌感,在這一場史無前例的、龐大規模的安全會議上,美國不但繼續“開炮”指責中國和俄羅斯,還怒懟歐洲在委內瑞拉問題上不與美國“同心同德”,歐盟也不甘示弱,譴責美國在會議期間針對歐盟汽車工業發起貿易戰,嘲諷美國和北約“同床異夢”······或猙獰,或詭異,或笑里藏刀,紛爭依舊沒有褪色,場面也著實令人尷尬。


  不過,這滿場的“火藥味”其實也不足為奇,因為從西方近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會發現一個不同于東方文明的現象:西方社會往往沒有“謙和待人”與“君子仁義”之道,遇到問題并不是想著如何坐下來一起反思并一同把問題更好地解決掉,而是一言不合就開撕,先是口水戰,再是槍林彈雨和處心積慮地暗算。

  這就好比臺灣媒體人黃智賢女士說的那樣:他們充滿了矛盾,英國人厭棄德國人,德國人討厭法國人,法國人不喜歡意大利人,然后這些國家一起不喜歡美國人,就因為一點點的“不同”,他們非要搞得你死我活。


  而我們也能看到的是,在過去這二三百年的歷史里,世界也確確實實在西方的“唯我主義”下變得混沌不堪,恃強凌弱,強權掠奪的事情也總是反復上演,這都嚴重威脅到了全人類的安全。所以,在這個紛爭的世界里,當中國在這樣混沌的環境中崛起到如今這個地步,中國人也有必要對此做出一些改變了,不能再讓西方用錯誤的觀念“污染”本該美好的世界,也有必要幫助西方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比如——不要欺負弱小。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經因為“炮火”的強勢,西方在早期全球化的過程中迅速掌握了全球話語權,而掌權之后的西方,也利用著各種輿論手段,對世界各國發起了以極端“民主”、“人權”、“國際責任”為幌子的攻擊,甚至配以了軍艦炮火的“熱情問候”,不管是早些年的越南戰爭,還是近些年的利比亞、敘利亞,以及眼前深陷紛亂的委內瑞拉,它們都是西方這種“要掌控全世界”的錯誤價值觀的受害者。


  因此,要想讓全人類真正走上和平的道路,我們就有必要讓西方人明白一個道理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記得大概是2017年的時候,當時正是歐洲難民危機的高峰期,難民涌入歐盟國家的畫面可以用“昏天黑地”來形容,筆者作為一個外來客,對于眼前的遭亂感到了極其的不適,于是便問身邊的歐洲朋友:“造成了這么多難民,死了那么多人,數百萬人無家可歸,你們的國家為什么還要配合美國轟炸別人的土地,侵略別人的國家?”我們拋開地區之間的利益問題不談,當時這位白人朋友給筆者的回復是:“這怎么能叫侵略呢,我們是花了錢和精力,去拯救那里的人。”

  對于他的回答,我很詫異,于是我追問到:“那你們問過那里的人愿意嗎?如果是你的國家,別人開著飛機來轟炸,說是來解救你的,你們愿意嗎?” 筆者話音落下,這位歐洲的白人朋友沉默了,但他還是在沉默之后極力地分辨:不是這樣的,你怎么能這樣想呢?可不管他如何否決,他都無法正面回應筆者的那一句“如果發生在你們自己身上”的質疑。


  事實上,西方社會的“己所不欲,欲施于人”的狀態早已不是一兩日了,也不僅限于資源的掠奪和戰爭侵略上,還包括方方面面。就比如此前被曝光的“洋垃圾”事件,因為自己無力處置平時產生的大量垃圾,而將垃圾大量傾倒到亞非拉等其他地區,美名其曰“廢物利用”,還厚顏無恥地在各種國際會議上充當“環保大使”,譴責其他國家“垃圾處理不力”


  (2017年中國明令禁止“洋垃圾”進口后,歐美多數國家出現“拉饑慌”,目前正在打通東南亞、拉美和非洲市場。)

  再有,像西班牙和法國,在過去長期打著“民主”和“人權”的名義,鼓動、支持他國內部的敵對分裂勢力,但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鬧獨立、法國黃背心革命運動中,兩國可是急得眼睛都紅了。

  很顯然,他們自己不想要,但卻很喜歡施予別人這樣的“痛楚”,這就好比美國人,自己不喜歡戰爭,卻總喜歡在世界各地開戰。因此,讓西方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千古大道,真的非常重要了。


  2: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以前因為總是看見西方社會高舉“包容”的旗幟在世界各地招搖,所以筆者和很多國人一樣,都誤以為西方社會是一個更為多元和包容的地方,可當筆者真正來到西方社會,在這個傳說中的“包容”環境中生活之后,筆者才恍然大悟:有些群體越缺什么,就越喜歡吹噓什么。

  正如臺灣媒體人黃智賢回憶自己在英美國家留學時的感受時說的那樣——西方人,會因為一點點的不同就拼得你死我活。這不僅僅是黃女士的感受,也是筆者在西方社會中的真切感受。


  我們從歷史上也可以看到,西方早期圍繞著宗教展開的廝殺是非常慘烈的,近代更是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屠殺猶太人”事件,這是西方社會曾經的黑暗歷史。而即便是到了眼前,西裝革履下的虛偽依舊沒能掩蓋“偽包容”的另一面。

  為什么說是“偽包容”呢?事實上,高喊“人人平等,包容世界”的西方社會,最缺乏的恰恰是“包容”,極少有種族歧視和社會紛爭的中國人很難想象,在西方光鮮說辭的背后,藏著一個真實的種族主義橫行、階級分化嚴重、文化排斥強烈的猙獰面容。



(2018年,瑞典國家官方新聞頻道錄制辱華視頻,美名其曰“西方式幽默”。)

  可以說,不管是此前瑞典辱華事件,還是意大利D&G的辱華風波,又或者是美國警察頻頻開槍殺死黑人平民,這些都不過是西方社會被壓抑了的“種族主義精神”的意外“走光”。因為長期接受著“非此即彼,白人優越”的思想洗腦,但又受制于國家律法的“監督”,所以導致了如今西方社會“被迫假包容”的現象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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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5 天前 | 只看該作者

中國應該幫助西方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續】。。。

  
  也因此,總有些人忍不住還是發泄了“排外”的聲音,就比如筆者家樓下年近80的白人老太:2019年1月1日凌晨,白人老太因為不喜歡中國人而趁著新年正好的時候半夜沖進屋里,對著筆者和其他中國人高喊“垃圾的中國人,離開這里”,雖然她最后被筆者驅逐到了樓道里,但其依舊罵罵咧咧,直到后來被筆者強烈警告,方才收斂了那傲慢的姿態。


  除去種族歧視,西方社會對外來文化的排斥也顯著于中國,就比如他們總是對中國人食用狗肉、動物內臟的行為耿耿于懷。此外,和中國那樣敞開胸懷過洋節,大談西方文化的現象不同的是,盡管在多數西方國家,中國人的比例都已經非常高,可其社會依舊沒有敞開胸懷到“喜迎春節”的地步,多數西方民眾依舊和中國文化之間隔著一條大河,在一些華人聚居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禁止使用中文標識”的現象。


  可以說,這一切都非常有趣——被西方社會指責不包容的中國社會,在面對外來文化的時候,卻顯得比自稱“包容”的西方社會更懂得包容。

  不僅僅如此,除去對外的排斥和對不同群體的區別待遇外,西方社會的內部,也因為“彼此排斥”而形成了明顯的階級分化現象,貴族和平民,富人和窮人,城里的口音和鄉下的口音等等,都能成為“排斥”的依據。這怎么理解呢?其實很簡單,看看巴黎的富人區和窮人區,看看西方的貧民窟和難民營,你便會明白一切了。

  所以,世人不要總是糾結于“為什么總是在紛爭”,一個沒有真正樹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價值觀的西方社會,一個不懂得尊重包容的西方社會,一個整天帶著偏見對他國指指點點的西方社會,要想不紛爭,太難了。


  3:尊重歷史,貴在自知

  自歐美崛起,世界就一度陷入紛亂。從黑奴販賣,到世界大戰,西方強國以往憑借著強大的軍事、科技實力,讓世界明白了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

  然而,斗轉星移,世事滄桑,世界并不是停滯不前的,西方也不可能一直為所欲為。如今,日不落帝國不復存在,強大的法蘭西深陷內亂,有兩把槍桿子的意大利在酣暢大睡,不可一世的美國苦惱于強大的中國;與此同時,拉美崛起,亞洲崛起,非洲也發展起來了,世界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繼續前進·······很顯然,這個世界變天了。


  可是,做慣了世界“老大”的歐美,似乎并不習慣坐下來和新興的世界力量攜手并進,尤其是美國。就目前來看,美國已經率先開始反全球化了,不但在各大國際組織以及公約中上演“退群”鬧劇,還要以美國的價值觀和法律體系控制他國,不但非法跨國抓捕中國公民孟晚舟,還強迫他國封殺中國華為,更厚顏無恥地插手委內瑞拉內政,百年來的嘴臉一點都沒改變。

  而除了美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英國等國也依舊沉浸在“唯我獨尊”的美夢中,除了賊心不死地插手中國香港和臺灣問題外,這些國家還擺出了當初老大哥的嘴臉:你不該這樣,你應該這樣,要不然我制裁你。他們甚至還開著自己那僅有的幾艘的艦艇,到中國的海域耀武揚威地兜轉了一圈后揚長而去,留下了裝腔作勢的“帝國遺影”。

  可以說,不管是美國的氣急敗壞,還是歐洲昔日強國的賊心不死,這其實都是西方人缺乏“歷史發展觀”的表現,他們不但不深思自己過去的錯誤行為,還妄想繼續壓榨、控制世界,攪得世界也很難真正的安寧。所以說,在如今“全球化”的道路上,我們有必要讓西方人懂得“尊重歷史,貴在自知”的處世之道,與其垂死掙扎地捍衛曾經的霸權,不如融入世界,和全人類一起攜手并進。


  4:互利共贏,共同繁榮

  從近些年西方國家排斥中國企業,甚至發起的貿易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缺乏“互利共贏”的理念,說得干脆一點就是:他們只許自己獲利,不許其他國家獲利。

  這很好理解,不管是德國2017年扼殺數千起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案,還是美國2018年對中國展開的貿易戰,以及西方五眼聯盟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圍堵,這都是西方社會自私的表現。

  這樣的自私反饋在現實中,會有非常明顯的對比:德國的汽車大量銷往中國,可德國官員卻對中國新能源車銷往德國百般阻擾,喊出“不許中國車開進德國”的口號,甚至對中國吉利集團在德國的投資開除了千萬歐元的罰單;同樣的畫面在美國身上也能找到,當美國的蘋果公司在中國吃得圓滾滾的時候,美國卻將中國華為驅逐出境,還叫囂各國抵制起了中國華為——好一副“我可以,但你不行”的嘴臉。


  除了在商業上沒有“互利共贏”的理念外,西方社會在國際資源開采利用的問題上也很少講求“互利共贏”,他們往往喜歡以更直接的“擾亂能源國”的方式直接取得資源,因此就有了圍繞中東和北非石油核心區展開的“掛著羊頭賣狗肉”的、所謂的“正義戰爭”。只是,這真的正義了嗎?

  而與之恰恰相反的是,中國卻在這樣污濁的環境中,闖出了一條“互利共贏”的道路,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在亞洲各國,大量的“中國援助”項目都已分批次落地,很多基礎建設項目也正在開展中,而相關國家也在各方面和中國展開了密切合作,給予中國相應的回報。可以說,圍繞著“一帶一路”展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正在中國的帶領下,有了春天的色彩。對于中國人而言,“攜手并進”才是人類未來應該選擇的道路。

  其實,對比東西方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治世之道”,世人也容易看出區別,好壞也自在人心。因此,要想世界的未來變得更好,就應該幫助西方樹立“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價值觀,而不是沉浸在“唯我獨尊”的“中二病”里。


  5:求同存異,互不侵犯

  西方國家有一個巨大的毛病得改:總愛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總是排除異己。
這一現象幾乎每天都在上演,除了耍嘴皮子每天把全世界“黑”一遍外,還派軍隊到別人的土地上招搖。因此,雖然說世界大戰已經遠去,但由西方國家牽頭的局部小戰爭卻從來沒有消停過。

  事實上,在西方社會“非此即彼”的宗教思維的控制下,要求西方人全然接受、尊重其他群體是很難的,但我們至少要讓西方人懂得“求同存異,互不侵犯”的道理,否則總是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問題,這個世界就根本不要妄想太平了,倘若這樣的局面不能被改變,那么伊拉克的痛,利比亞的傷,敘利亞的悲,委內瑞拉的苦惱,都將是一粒塵埃而已,未來也會有更多的國家遭此禍害。


  寫在最后:

  中國和平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絕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中國模式的成功,也是當今世界很好的一面“照妖鏡”,更是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
而在國家越來越強大的背景之下,主張和平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也有責任幫助西方樹立正確的世界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方能減少矛盾;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能增強信任;尊重歷史,貴在自知,才能融合時代;互利共贏,共同繁榮,方可相安無事;求同存異,互不侵犯,才是君子風度——這是中國之道,也是世界之道

  作者:劉斯郎,95后獨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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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5 天前 | 只看該作者
閱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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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5 天前 | 只看該作者
曉安 發表于 2019-8-7 09:21
  
   張春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中心副主任

毛澤東主席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等等。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在這一時期達到第一個歷史高潮,但總體仍停留在“政治團結的水平。

就如同三國時期的三足鼎立,美,蘇,中,按實力劃分,就是魏,蜀,吳。鄧小平就是破壞三足鼎立的吳國的呂蒙,蘇聯的分裂,就該輪到中國受到美國的打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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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3 天前 | 只看該作者

西方100年霸權體系的合理性,能和2000年的亞洲文明體系相比嗎?

  
   丁一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

  亞洲文明論壇是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第一次提出來的,說我們應該搞一個亞洲民主論壇。另一方面他在2015年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一個講座的時候,也重新講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準備起來的。

  在搞亞洲文明對話的時候,展現出來一個很大的事情,就是亞洲人更自信了。我們總結了一下,突然發現原來亞洲文明就是人類文明。因為我們講的人類四大古文明都是在亞洲發生的,無論是古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兩河文明還是埃及文明,都是亞洲這個地區成長起來的,所以說整個人類文明就是在亞洲誕生和發展起來的。



2019年5月15日,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

  人類文明在亞洲誕生之后向外擴張,才轉移到外面去的。而且我們如果把時間拉到更久以前,而不是只看眼前那一兩個世紀,就會發現幾千年來亞洲一直是世界舞臺的中心,當時世界主要的生產力都在亞洲,世界的經濟中心在亞洲,世界的貿易中心在亞洲,所有事情都圍繞著亞洲這個地方實現的。

  歐洲國家是在工業革命之后,有了工業革命的生產力,然后才開始向外擴張,要占領市場。他們在擴張的過程中間,把亞洲國家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之后他們才有能力從亞洲殖民地攫取資源,同時又把殖民地當做他們的市場,然后慢慢這個關系就反過來了。

  過去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亞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比如說紡織品,在很大一段時間里,英國雖然發明了以蒸汽機為動力的紡織機,但英國的紡織品仍然競爭不過印度土織機生產出來紡織品。所以后來英國只能用武力占領了印度,然后強迫印度接受英國的那些工業紡織品。

  中國也是一樣,在鴉片戰爭發生之前,有英國的商人把中國土制的紡織品、絲織品拿到英國,問英國那些工業革命以后的用蒸汽機生產紡織品的一些老板說,你能不能拿同樣的價格提供同樣的商品?英國的工業紡織的老板說做不到,達不到這個水平。

  這些都是在英國的書里有記錄的,所以當時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它還打不過整個東方的手工業,亞洲的手工業比它的工業還強。后來它靠武力把印度變成了殖民地,把中國搞發四分五裂,變成了各種各樣的租界,差一點把中國也變成了它的殖民地,從那以后他們才真正打敗了東方的手工業,然后慢慢的建立起來他們的東西。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它大大搜刮了一筆。因為當時整個亞洲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所以財富在亞洲,他們大大瓜分了一下亞洲的財富,包括印度的財富、中國的財富等。在搜刮了整個亞洲財富的基礎上,他們才建立起了他們的現代貨幣體系和現代金融體系,然后才有了他們的資本市場,才有了他們后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市場。

  當然歐洲發達了以后,19世紀是他們編造自己文明歷史的一個過程,他們把自己打扮成了世界的中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種優越文明的代表,從中誕生了各種各樣的所謂人文科學,人力學、人種學、社會學等等。

  這些學問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把其他的文明都形容成是比他們落后、比他們低級的一種東西。他們造了一堆社會科學,包括考古學之后,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證明它是一種真正優秀文明的代表,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慢慢被遺忘了。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點:其他的文明也可以學習工業化。等到亞洲成功地工業化了之后,這個事情慢慢就又反轉過來了。亞洲人民意識到原來事情不是這樣的,原來他們(西歐)所謂的“高檔”文明是要把他們的文明價值輸出給別人,改造別人。

  但其實世界歷史不是這么發展的,在他們把亞洲奴役殖民化之前,亞洲一直是最大的文明區和最大的經濟體。這就把之前的那些東西和神話都給顛覆了,所以現在的亞洲變得越來越有自信心,又要重新考慮這些問題。

  在這一次亞洲文明對話里有很多實際的東西產生出來,包括文化產品、文化交流等。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要通過這種文化交流和文化對話,慢慢地把亞洲傳統的東西都開發出來,那么約瑟夫·奈講的那種軟實力就體現出來了。那個時候無論是印度文化、中國文化,還是亞洲的古文化,都會通過這種軟實力慢慢展現自己的力量和聲音。

  比如說中國跟這些亞洲國家都簽署了各種各樣的拍電影的協議,也就是說會有一大批亞洲文化交流和亞洲主題的電影出現,這就會改變世界電影市場上好萊塢一家獨大的局面,以美國為代表的那種電影和文化輸出慢慢就會受到質疑。

  亞洲文化起來了以后,亞洲的自信心就會更強,然后就會有除了經濟發展之外的一些新的東西來支撐亞洲的發展,這就是文化的自信、文化活動的多元化、文化的發展。

  在人類幾千年的過程中間,亞洲國家的文明之間是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并不是像西方人講的文明沖突那樣,不同的文明之間一定是矛盾和斗爭。亞洲文明發展的經驗恰恰證明了中國領導人提出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過去幾千年的亞洲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是在共同學習、互相借鑒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在互相驅除、互相打斗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是亞洲文明的精髓。亞洲起來了以后會把這種文化傳統繼續發揚光大,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進一步的向外拓展

  美國人搞的那種東西是一種霸權體系。霸權體系就是有一個主,然后還有一幫小嘍啰得聽他吆喝,主要提供一些服務和好處,小嘍啰們享受這種好處的同時要服從霸主,它認為這種體系是最穩定的體系。

  但這只是一個西方文明最后的結果,而西方文明一共就不到200年。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東方文明在東方體系中間生存了幾千年了,也就是說東方文明不是靠這種東西(西方文明體系)活著的。

  曾經有一個韓裔的美國經濟學家、作家,寫過一本書非常有名的書,講的是西方人來之前的東亞五百年,你會發現其實亞洲有亞洲的規律、有亞洲的模式。而在亞洲的模式里,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中國是亞洲的中心之一。

  如果明白了古代文明中人類是怎么治理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就會質疑剛才美國人講的所謂霸權體系的合理性。100多年的合理性如何跟中國最起碼2000年的合理性相比?

  我們在東亞建立的這套秩序最起碼存在了2000年,這2000年里面沒有什么戰爭,沒有什么這樣的霸權體系,中國沒有因為自己很強大就建立一套完全要服從中國的體系。

  所以美國人現在說中國也會建立一套這樣的結盟體系和霸權體系,那是按照他的邏輯去想的。他根本不懂中華文明的邏輯是什么、中華文明在地區建立的秩序基礎是什么。

  道德禮儀信,儒家的這套東西對于他們來說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價值觀,可是這個價值觀其實在亞洲是統治過幾千年的。無論他們愿意不愿意,當中國復興的時候、中華文明復興的時候,這些價值觀和這些秩序都自然會回來,那不是美國人愿不愿意可以決定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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